大家都知道古希臘的神話小說《特洛伊》，這個小說出自一本叫做《荷馬史詩》的古代文本中。而《荷馬史詩》的作者，大家也都知道叫做荷馬。但是歷史學家在研究這本古代文本的時候，發(fā)現(xiàn)《荷馬史詩》可能并不是一個叫做荷馬的人編寫出來的，可能是由一群人整合編寫出來的。為什么會這么說呢?我們一起來看看。

荷馬史詩是《伊利亞特》與《奧德賽》的合稱，相傳是公元前九世紀一位叫荷馬的盲詩人所作。所有《荷馬史詩》的現(xiàn)代版本，都是法國貴族讓-巴普蒂斯特·加斯帕爾·德安西·德·維羅伊森版本的后裔。1788年，他在巴黎出版了有史以來最重要的印刷版的希臘文《伊利亞特》。10年前他曾受開明的法國國王指派，到威尼斯小廣場上的圣馬可圖書館里“尋寶”。

維羅伊森為自己所找到的東西狂喜不已，隨即給他遍及歐洲的朋友們寫信通告這一事情。是的，他的發(fā)現(xiàn)的確令人震驚：一部拜占庭版本的《伊利亞特》;它似乎出自公元2世紀亞歷山大港的學者們之手，他們在托勒密王朝在亞歷山大港的圖書館里收集到很多材料，經(jīng)過精心篩選之后編纂成了這本書。維羅伊森寫道，這本書是“germanaet sincera lectio”，即“真實且純正的《伊利亞特》文本”。

維羅伊森認為自己發(fā)現(xiàn)了某位名叫“荷馬”的詩人的作品真髓。但他卻未料到，他的發(fā)現(xiàn)反而會令自己的觀點受到反噬。18世紀時，有一種觀點已經(jīng)頗有市場：荷馬不是一個人，而是很多人;《荷馬史詩》是一整個文化的產(chǎn)物，而非一個人的天才之作。維羅伊森的發(fā)現(xiàn)無疑是顛覆觀念的導火索。當初亞歷山大港的學者們擯棄的材料，恰恰給“一個人獨創(chuàng)了整部史詩”這種觀點掛上了問號。

他們決定塑造出唯一的荷馬，但往時間深處看去，好像待選的荷馬有許多個。威廉·柯柏在讀到維羅伊森的信之后，因偶像荷馬的支離破碎而目瞪口呆。他于1790年給朋友沃爾特·巴戈特寫信說：我要為你轉(zhuǎn)去維羅伊森寫給我的一些趣事，你看了以后一定會毛發(fā)悚立，因為我就是這種感覺。這些事，將對不朽的《荷馬史詩》的真實性和信譽造成可怕的影響。

1795年，德國一位善于分析、名叫弗里德里克·奧古斯特·沃爾夫的年輕學者對維羅伊森出版的《伊利亞特》提出了質(zhì)疑。維羅伊森怎么知道亞歷山大港的學者們在編纂史詩時所做的決定是否正確妥當?因為大家都知道，維羅伊森所出版的《伊利亞特》，是一部后期編纂的、有了改動的、不可靠的文本;雖說匯編成了一首長詩，但這些文本大都來自吟游詩人，而且在代代相傳過程中都經(jīng)過了加工改動。最原始的版本已不可恢復，所以，荷馬，無論他(他們)是誰，是永遠都無法弄清楚了。

沃爾夫所提出的，亦即后來世稱的“荷馬問題”，從那時起爭論就從未停息。英國著名散文家托馬斯·德·昆西曾在1841年的某篇文章中開玩笑般寫道：“有人說，從來就沒有這個叫荷馬的人;其他人則說，沒有荷馬這個人?!恰恰相反，荷馬有一大把吶!”盡管如此，“單荷馬”與“多荷馬”的爭論，其文本基礎(chǔ)恰恰就是維羅伊森與1788年出版的那本。

這種情況并非首次出現(xiàn)。最早的希臘文印刷版《荷馬史詩》出現(xiàn)于1488年的佛羅倫薩，出版者是雅典人德米特里厄斯·查爾康迪拉斯。他來到意大利，向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中的人文主義者教授希臘語。很快，意大利米蘭、德國海德堡、德國萊比錫、法國巴黎、英國倫敦就都有了《荷馬史詩》的印刷版。

而在這些最早印刷的《荷馬史詩》背后，有一個關(guān)于其手稿的長史。很多中世紀的荷馬手稿后來都流入了歐洲的書房里，因為歐洲人尚未讀過中世紀早期的《荷馬史詩》。在作品《神曲·地獄》中，但丁借維吉爾之口稱贊荷馬為“至尊的詩人”;但歐洲人早已失去了閱讀希臘文的能力。即便是14世紀偉大的人文主義者彼特拉克，盡管他收藏了一本《伊利亞特》，并且常常親吻其封面來表示自己的敬畏之情，但里面的字詞，他一個都看不懂;他曾如此寫道：“荷馬于我，如盲人點燈;我于荷馬，如對牛彈琴?！?/p>

荷馬到底是一個人還是一群人，也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荷馬史詩》帶給我們的震撼，想要了解更多有關(guān)荷馬及《荷馬史詩》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