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古代的那一種思想對人們的影響最深，那一定就是儒家思想了，可以說古代從漢武帝開始，兩千年的封建王朝時期里，儒家思想一直都是占據了主導地位的，而其他的思想只能作為一種支線發(fā)展，和儒家思想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樣的。然而在漢朝之前的秦朝，主導思想自然就是法家思想了，而且如果相比之下，法家思想是更加維護君權的一種思想，但為什么最終歷史還是選擇了儒家思想?究竟法家思想比儒家差在了什么地方呢?

中國歷史雖然號稱五千年之久，但實際上商代以前的文明還尚未發(fā)展足夠的考古證據作為支撐。而文化的真正形成，應當追溯到春秋時期，也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大爆炸。

1、百家爭鳴

春秋戰(zhàn)國是一個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但也是個思想上精彩紛呈的年代。在這段時期里，涌現出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縱橫家等眾多風格迥異、各有主張的思想家。隨著歷史的演變，之后的中國歷史，也基本上圍繞著這些思想打轉。

首先上臺的是法家，執(zhí)行者是秦朝統(tǒng)治者。法是最容易實現，同時也是最有效的社會治理形式。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韓非、李斯等，兩人師從儒家的思想家荀子，其思想主張受“性惡論”的影響，慢慢演變成“法家”。從性惡論的角度出發(fā)，人性是需要約束的，而沒有什么比法的約束更加有效，這幾乎是一個必然的思想脈絡。事實上，法的制約的確是簡單有效的，尤其是在如今這個時代，現代文明體系里基本上離不開法的建設。

但是秦朝的“法治”雖然令其強大起來，并統(tǒng)一六國，但也迅速在幾乎全民暴動中滅亡。秦的“法治”缺乏統(tǒng)治“溫度”，無論是當世還是后世，幾乎沒有人會懷念秦朝。所以我們不得不有一個疑問，為何以法家思想為統(tǒng)治核心在秦朝會失敗?

到了漢朝，初期實行的是黃老學說里的“無為而治”，也是道家學說里的一個部分。所謂“無為”，是指統(tǒng)治基本框架搭建之后，不頻繁地更改干預讓老百姓自由生產。由于秦末多年的戰(zhàn)亂，這一時期實行“無為而治”是有合理之處的。社會矛盾主要根源是經理分配，而在經濟大增長時期，這種分配的矛盾會暫時掩蓋。漢朝初期的統(tǒng)治框架是“郡國”并舉，既有屬于中央的郡縣，也有分封給劉氏諸侯的“國”。實際上分封是統(tǒng)治一個大疆域國土而不得不使用的手段，對于邊遠地區(qū)、超過了中央統(tǒng)治半徑的地區(qū)，必須采用某種措施維護其與中央的從屬關系。實際上，這并不是“法家”能解決的問題。秦朝的存續(xù)時間實在太短，“郡縣制”的問題尚未爆發(fā)便已經滅亡。

但分封制也同樣有問題，“國中之國”不可避免地想要脫離中央統(tǒng)治?！盁o為而治”不能消滅這種必然會產生的矛盾，而首先爆發(fā)的，是“分封”后的矛盾。于是“七國之亂”爆發(fā)。到了漢武帝時期，諸侯國在軍事上已然無法與中央直接抗衡，而此時的社會經濟基本上已經恢復，漢武帝開始思考兩個問題：第一，如何讓國民在思想上與中央保持一致，讓其主動地擁護中央統(tǒng)治;其二，如何選官，管理那些邊遠地區(qū)的郡縣。第一個問題最好的解決方式實際上是宗教，但當時的中國并沒有產生一個宗教性質的思想學派。所以漢武帝從已有的學術思想里選擇了“儒家”，將其作為統(tǒng)治階級倡導的思想核心。第二個問題是建立“察舉制”，這是選官制度與統(tǒng)治思想的初級融合，“察舉”的核心是“孝廉”。

但這個時候，儒家的核心地位依然是脆弱的，雖然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但一旦中央政府權威喪失了呢?問題在魏晉時期爆發(fā)，儒學思想式微，遭到了強烈的質疑。事實上，在戰(zhàn)亂時期，道德學說能起到解決紛爭的作用嗎?儒家強調的仁政，對于那些處于互相斗爭中的割據政權而言，有操作空間嗎?所以儒學遇到了跟春秋戰(zhàn)國時期相同的困境。

然而雖然儒學受到了一定的質疑和挑戰(zhàn)，但是盛行當時的道學、玄學，更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而經歷漢朝一代“獨尊儒術”的培育，已經形成了一批研習儒家典籍的世家大族，當大一統(tǒng)的政權建立之后，仍不得不借助大族的力量，仍不得不尊重儒學。但在選官制度上，隋朝發(fā)明了舉世無雙的創(chuàng)舉，改九品中正制為科舉制，以期望加強中央集權，打破世家大族對“從政權力”的壟斷。

自此以后，儒家學說的核心地位就堅不可摧，無論哪一個統(tǒng)治者上臺執(zhí)政，他都必須接受儒家思想體系下的統(tǒng)治范式。這樣的體系使得中國接下來的近千年時間里再未經歷大分裂，經濟文化長期處于世界頂峰，直到被現代科學體系打破。

2、沒有溫度的法家

我們再回過頭來說，現代社會都強調“依法治國”，為何古代實現不了?事實上，法治長期以來在中國歷朝歷代的統(tǒng)治形式里都存在，但它只是作為一種統(tǒng)治手段，無法上升到思想核心的層面。也就是說，即使古代的人超越歷史局限，寫出一部類似于現代憲法的綱領，也不能實現現代法治。

第一，法的權威來源于政權的武力威懾，這在任何政權體系里都是如此。但在古代，統(tǒng)治半徑的制約決定了中央不能長期對邊遠地區(qū)保持武力威懾。法律權威也就難以長期維持。

第二，法是不能形成主觀驅動力的，法的核心是強制性，用人對懲罰的恐懼來產生作用。這種強制性雖然有效，但忽略了人是具備主觀意識的生物，所以也可以說“法”是沒有“溫度”的，更不能形成思想信仰。而宗教和道德都不同，它形成的是一種主觀驅動力，讓人在預設的框架內積極主動地行事。而這種主觀驅動力，就是思想信仰。人具備這種信仰，才能主動地去擁護并發(fā)揚相應的文化。

第三，古代的法律難以形成邏輯閉環(huán)，法的邏輯閉環(huán)是公平，即對所有人都同一視角。但這種狀態(tài)在現代社會都難以達到，更不用說缺乏監(jiān)管的古代。法律作為統(tǒng)治工具，是權力的象征，在被統(tǒng)治階級缺乏足夠話語權的時代是不能實現普遍公平的。所以，“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邏輯閉環(huán)不能實現。

3、儒學的邏輯閉環(huán)

儒學的思想歸根結底是一種道德世界觀，它的目標是建立道德烏托邦，最初以“禮”(孔子時期)為核心，而后以“仁”(孟子時期)為核心，發(fā)展到后期，逐漸形成了以“仁”約束君王、以“忠”約束臣民、以“孝”“義”為行事準則，輔以“貞”“節(jié)”“信”等其他道德規(guī)范的邏輯閉環(huán)。在這樣的烏托邦里，各個階層各司其職，按照統(tǒng)一的道德信仰行事，最終就能達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會。

雖然儒學指明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提升路徑，但實際情況是極少有人能達到理想的道德水準，這套方法論可行性不高，而且需要脫離土地生產，進行長期的思想訓練。但道德理想又不同于法律的強制性，它驅動的是人的主觀意識。這種主觀意識一旦形成，便意味著思想信仰形成，對于中央集權與文化傳承都有些不可估量的作用!所以即便儒學的思想信仰不是普適的，它只作用一部分人(士大夫)，也能發(fā)揮巨大的作用。

4、道德信仰的形成路徑

道德信仰與宗教信仰不同，道德本身具有反人性的特點，它需要壓抑人性本能欲望。宗教不同，宗教順從人性。宗教信仰在世界范圍內的普及相對容易，而道德即使在中國主流思想體系里，其真正影響的人群也只是一小撮士大夫。

中國文化的道德體系是依靠制度建立的，也就是“科舉制度”。人性對于道德雖然是排斥的，但對于“權力”“財富”卻是向往的。如果道德信仰能夠帶來權力和財富，人就能被吸引，并緊密地團結在周圍。無論是漢字也好，還是儒學思想也好，都是依靠這一路徑所實現。一個人在十多年的時間里都研習這一類道德書籍，接受道德訓練，其主觀信仰不可能不受其影響。

從社會治理的角度，如何選拔官員是所有政體都面臨的問題?？荚?，無疑是所有方式中最具有效率的形式。官僚體系具有穩(wěn)定的來源，社會的權力結構也就穩(wěn)固下來，而中國也能借此擺脫分封制的困擾，形成一個個中央集權的強大帝國。當具備統(tǒng)一的道德信仰的士大夫壟斷權力、壟斷文字時，社會的治理結構就是相對穩(wěn)定的，其文化也能持續(xù)性地發(fā)展并傳承!

5、古文明的失落

古巴比倫文明里制定的漢謨拉比法典是人類文明里第一部成文法典，但是巴比倫文明卻并未傳承下來，它并沒有解決類似于中國文明的傳承邏輯，沒有形成主觀的思想信仰。我們討論中國歷史為何總是在一個個循環(huán)的漩渦里無法逃離，也應該思考為何中國總能形成這樣一個個循環(huán)。世上沒有永恒強大的國家，中國卻持續(xù)性地產出這樣的國家!

古老的文明里，中國是唯一的特例;而流傳至今的思想體系核心里，也只有中國屬于非宗教信仰。這不得不說是一種制度所造就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