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圣經(jīng)當中有著一個非常著名的典故，這個故事就是《大衛(wèi)與歌利亞的決斗》，講述的是一個以弱勝強的故事。不信神的歌利亞是一個典型的希臘英雄形象，而他的部族菲利斯丁人則屬于早期希臘文明的遺民。所以，二人的對決，可以看做希臘文明與希伯來文明的一次激烈碰撞。

來自愛琴海的殺星

出埃及后的以色列人，歷經(jīng)千辛萬苦才來到耶和華的應許之地迦南。但這片流著奶和蜜的土地卻被很多兇悍的外族占據(jù)。以色列人最兇惡的敵人之一，就是巴勒斯坦(Palestine)的賜名者--菲力斯丁人(Philistine)。

雖然這個民族的背景十分模糊，但在青銅時代末期的中東歷史上，卻有一個響當當?shù)拿?-海上民族。最新的考古學證據(jù)與語言學成果表明，這個混合族群的核心成員來自于愛琴海世界。他們主要是克里特島與希臘半島的邁錫尼希臘人，還有邁錫尼殖民者與塞浦路斯人的后代。在特洛伊之戰(zhàn)后，他們由于種種天災人禍而背井離鄉(xiāng)，從愛琴海沿岸遷徙到地中海東岸，一度成為當時最兇惡的入侵者。

在物質文明上，菲利斯丁人有著鮮明的愛琴海特色。他們擁有塞浦路斯—米諾斯式的線形文字，愛用灶臺，并佩帶雙刃短劍。此外，還有大量的小型銅像和陶器，以及他們自身都會使用的邁錫尼式人名。

無論是出土的烹調罐，還是墓葬形式，又或者紡紗棰和獻祭禮儀活動，這些人在舉手投足之間，都散發(fā)著濃郁的邁錫尼希臘氣息。他們還順帶為當?shù)貛砹税布{托利亞式的生產(chǎn)工具、頭盔和克里特式的陶藝、寶石印章。

在精神氣質上，圣經(jīng)中對他們充滿偏見的字里行間，也反映出他們繼承了愛琴祖先的勇武之風。整一波人就是早期希臘文明流亡到中東海岸上的英雄血脈。

差異巨大的兩個文明

由于源自愛琴海地區(qū)，占據(jù)沿海的菲力斯丁人，在各個方面都與內陸的猶太人顯得格格不入。

飲食上，菲利斯丁人保留了鮮明的希臘特色--食用豬肉。在閃米特人看來，豬是不潔的象征，不吃豬肉也成了構成以色列人民族身份的要素之一。但是在菲利斯丁人居住的五座城市遺址里，考古學家在灶臺遺跡中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烹調豬肉的證據(jù)。豬骨殘留物占到了食用垃圾里動物骨骼的約20%。這一比例與同時代希臘本土的城邦梯林斯的考古數(shù)據(jù)大致相當，但在偏內陸的以色列族城市里幾乎沒有豬骨殘余。

荷馬史詩《奧德賽》中，希臘貴族大量養(yǎng)豬吃豬。當奧德修斯在回到家園清點財產(chǎn)時，發(fā)現(xiàn)自己還有12個豬圈，每個里面有50頭母豬和為數(shù)不多的公豬。求婚人每天要殺一頭公豬下酒。

除了文化因素對飲食的影響，客觀上說，豬不像圈養(yǎng)牛羊那樣可以直接吃生的谷物飼料，而且豬需要大量飲水。所以位于干旱內陸的以色列人基本沒條件養(yǎng)豬，而住在典型的地中海氣候區(qū)的菲利斯丁人，則更有可能在沿海地帶延續(xù)從故土帶來的傳統(tǒng)。

建筑上，熟悉圣經(jīng)傳說的人都會對大力士參孫拉斷大殿石柱并壓死菲利斯丁人的情節(jié)不陌生。這種建筑結構有著希臘元素，荷馬史詩里十分流行的邁加侖大廳也在菲利斯丁人的建筑中有體現(xiàn)。房屋結構整體為方形，在房屋的正前方或者側面有一個門廊，進門處有用兩個柱子支撐的拱頂。正廳的中央有用鵝卵石鋪圍邊框的爐灶，墻壁上有裝飾性壁畫。屋頂?shù)呐艢饪诳梢耘懦雠胝{與祭祀的油煙，也可以讓祭肉的香氣飄到云端，讓眾神享用。

圣經(jīng)里曾多次提到，菲利斯丁人在節(jié)日中有豪飲美酒的習俗，這在荷馬史詩中非常常見。一處公元前十世紀大廳的爐灶遺址中，出土了葡萄籽，精美的陶酒杯碎片和小型陶制偶像，非常類似于希臘本土的同類遺存。這不禁讓學者聯(lián)想到愛琴海世界著名的酒文化。

語言文化上，十分有限的人名地名資料和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證明，早期菲利斯丁人的語言不屬于閃含語系而是印歐語系，具體來說比較接近邁錫尼希臘語和盧維語。

雖然到了后來的公元前7-6世紀，菲利斯丁人的語言已經(jīng)非常接近腓尼基語和希伯來語，但是他們還在使用祖先流傳下的一些名字。這些外語名字就是種族來源的活化石。比如圣經(jīng)里記載的菲利斯丁君主的稱號seranis，這與希臘語tyrannos(僭主)的發(fā)音非常接近。

在文字上，菲利斯丁人體現(xiàn)了多來源的特色。他們的城市遺址中，出土了克里特-塞浦路斯式的線形文字泥板。而定居在約旦河谷地區(qū)的海上民族卻被土著同化，使用閃米特文。

由于青銅時代的希臘線性文字主要用來清點王宮的財產(chǎn)，食物，稅收與武器庫存，而不用來書寫歷史，文學。所以這是一套階級性很強，不具有普世性的文字系統(tǒng)，基本不為普通人所使用。這也是為什么線形文字失傳的重要原因。但這些文字體系在菲利斯丁的出現(xiàn)，很可能與流亡海外的城邦王族有關。

荷馬史詩中的很多王子與貴族，在特洛伊戰(zhàn)爭后流亡他鄉(xiāng)，在意大利，小亞細亞，北非建國。后來到了較晚的歷史時期，在腓尼基人的城市烏加里特，還有人在使用克里特-塞浦路斯線形文字，這也從側面證明了流亡的愛琴海后裔有過比較深遠的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大名鼎鼎的航海民族，腓尼基人出現(xiàn)在歷史上的時期，也正好是菲利斯丁人大量入侵亞洲海岸的時代。

戰(zhàn)前的決斗

根據(jù)圣經(jīng)的說法，猶太人與菲利斯丁人在梭哥附近擺開陣勢。作為民族勇士的歌利亞提議兩軍各派一名勇士決斗，從而決定兩個民族的命運。戰(zhàn)勝者為主，戰(zhàn)敗者為奴仆。這樣的一對一決斗與罵陣情形，在圣經(jīng)的戰(zhàn)爭場景中并不常見，卻是荷馬史詩中的家常便飯。

在邁錫尼文化中，雙方為了自己的榮譽，會派出冠軍勇士對決來決定大事。即使是混戰(zhàn)，希臘英雄們會尋找與自己旗鼓相當?shù)膶κ肿綄Σ?。結果在猶太這邊，上到掃羅王，下到普通士卒，都被他的雄威嚇住了，無人敢戰(zhàn)。

隨后，歌利亞又開始肆意罵陣，極大影響了以色列人的士氣。在張揚個性的希臘文明中，言說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從《荷馬史詩》的時代開始，貴族會議和人民大會就要求領袖們有意識培養(yǎng)雄辯的技巧。而猶太人顯然沒有這樣的歷史傳統(tǒng)，結果在舌戰(zhàn)中再輸一局。

當年輕的大衛(wèi)表示自己愿出戰(zhàn)時，掃羅王為他披上了自己的鎧甲。但是大衛(wèi)最終拒絕了，因為身為侍從和投石手的他穿不慣沉重的鎧甲，而且他表示自己更相信自己的神。相比之下，有著希臘文化背景的歌利亞就對自己的盔甲格外重視。

圣經(jīng)中的撒母耳書里詳細描述了歌利亞的全套介胄。這是一套融合了東西方的武備，由銅盔和鱗甲與鏈甲組成的護身服。這身裝備在愛琴文明末期和黑暗時代并不常見，應該是是受到亞洲影響的產(chǎn)物。但他腿上的青銅脛甲就是典型的邁錫尼裝備，在其他民族的武備中不多見。而歌利亞將銅劍用背帶掛在肩膀上的豪邁動作，幾乎與《伊利亞特》里的阿伽門農王如出一轍。

在武器的選擇上，大衛(wèi)再一次讓哥利亞大跌眼界。他拿起了投石索，而不是近戰(zhàn)的武器，這進一步激怒了巨人。因為在希臘文化中，投石索和弓箭是典型的陰性武器，與背信棄義聯(lián)系在一起。也和秀發(fā)一樣，讓人想起琴弦，是缺乏男子氣概的體現(xiàn)，遠程攻擊也是不光榮的戰(zhàn)斗方式。這一傳統(tǒng)延續(xù)到了后來的希波戰(zhàn)爭時代，希臘人在戲劇臺詞里自豪地寫道：斯巴達的長矛戰(zhàn)勝了波斯的弓箭!

總而言之，歌利亞和他的英雄祖先一樣，希望進行的是短兵相接的近身肉搏，但是沒想到在沖鋒的路上被投石索穿透了頭部。這個英雄的悲劇命運與荷馬史詩中的第一勇士阿基里斯，死的如出一轍。后者在意氣風發(fā)之時，被特洛伊的帕里斯用弓箭射殺。

現(xiàn)實的需求

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是，為什么一段荷馬式的敘述會出現(xiàn)在希伯來文化的圣經(jīng)里。

首先，古代愛琴文化遺風，在菲利斯丁人的地區(qū)延續(xù)到了公元前8-7世紀。這正好也是希臘城邦再度崛起的新時代，新一代的希臘殖民者開始向著整個地中海沿海擴散。新的希臘移民為菲利斯丁人等早期希臘文明的遺民帶來了故土的訊息，以及文化上的情切感。

同時代的猶太人應該也注意到了希臘雇傭軍和商人的存在。舊約的編纂者就將哥利亞描繪成典型的希臘戰(zhàn)士，不僅是對祖先歷史的回憶，更可能出于特定的時代內涵。

公元前8世紀，暴虐的亞述帝國在薩爾貢二世率領下，滅亡了拒絕納貢的北方猶太人國家--以色列。而南方的另一個猶太人國家--猶太國則在埃及與亞述的雙重壓力下勉強延續(xù)。

公元前630年，亞述帝國因為衰落而退出了巴勒斯坦地區(qū)，南方的猶太國趁機嘗試復興，完成以色列人的南北統(tǒng)一。很不巧的是，同時代的埃及人也趕跑了亞述統(tǒng)治者，開始了自己的偉大復興。新生的埃及勢力，希望恢復自己昔日在西亞的版圖，再造地跨兩洲的帝國盛世。于是猶太人不可避免得與埃及勢力發(fā)生了矛盾。

當時有很多希臘人作為雇傭軍，為埃及法老效力。這些精銳的重步兵不僅幫助起義的埃及人擊敗亞述駐軍，還繼續(xù)參與了埃及法老們的對外擴張。于是，這些日后的世界第一步兵，成為了干涉猶太大國夢的可惡鷹犬。

舊約的撰寫者可能知道菲利斯丁人與希臘人的關系和聯(lián)系。他們用希臘重步兵的形象來描述哥利亞，為的就是借用歷史題材來含沙射影，暗示對埃及帝國的反抗。他們希望自己能像偉大的祖先大衛(wèi)一樣，打敗來自愛琴海的精銳戰(zhàn)士。這也是為什么圣經(jīng)中菲利斯丁人的故事往往帶走一些希臘色彩的原因。

拋開宗教角度來思考這場千古決斗，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兵法與戰(zhàn)爭禮儀，只有在雙方都認可的前提下才有效。如果對方并不遵從己方的戰(zhàn)爭禮儀和軍事文化，不按常理出牌，所謂的兵法反而容易出破綻，甚至害死千金難求的勇士和講軍禮的統(tǒng)帥。

作為愛琴文明后裔的希臘式英雄，歌利亞就這樣不光彩地被猶太男孩顏射，死后更是背負惡名，成了西方典故中的反面角色。而他的那些先輩，阿伽門農，阿基里斯，奧德修斯等人，卻受到了后世的種種敬仰。

猶太人則繼續(xù)自己頑強排外的作風，一直鬧到公元2世紀，終于被羅馬帝國判罰全體強制遷徙出本土，不得靠近。羅馬皇帝哈德良為了羞辱猶太人，將原本的猶太行省改名，用腓力斯丁人的名字，將之命名為巴勒斯坦。

這不由得讓人感慨命運對凡人的無情作弄。個人奮斗固然重要，但也要符合歷史的進程!

而大衛(wèi)與哥利亞，不論他們間的決斗是否真實存在過，都代表了兩個民族的精神面貌。象征了西方文明的兩個源頭--希臘文明與希伯來文明之間的較量。這種較量，將是西方文明在此后幾千年間的主題，并影響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