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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世界上最貴的荔枝:每顆1.2萬

    人比心慫

    2001年掛綠荔枝曾拍出每顆5.5萬元天價、被稱為“世界上最貴的水果”而載入吉尼斯記錄的增城掛綠荔枝,2002年10顆掛綠荔枝以每顆1.2萬元的底價起拍。據(jù)稱,當時已經有超過20位競買人。

    這棵著名的掛綠荔枝樹被鐵欄桿層層圍起,不少外地游客隔著10多米遠的距離,爭相一睹這棵有400年歷史的傳奇古樹的風采。而10顆掛綠荔枝靜靜地掛在樹上,待價而沽。

    世界上最貴的荔枝:每顆1.2萬

    世界上最貴的荔枝:每顆1.2萬

    全球最昂貴的水果

    我國是世界上栽培荔枝最早的國家,國內又以廣東較早,栽培歷史已超過2000多年。增城一直是廣東省最為重要的荔枝產地,素有“荔枝之鄉(xiāng)”的美名。北宋張宗閔所著《增城荔枝譜》所記錄的增城荔枝品種便超過百個。成書于元朝大德年間的《南海志》也稱“(荔枝)今佳品多出增城”。

    在眾多增城佳荔中,掛綠荔枝無疑是皇冠上的明珠,被公認為是中國最知名的荔枝品種,尤其是掛綠母樹僅剩“西園掛綠”一株,又為其增添了許多神秘色彩。那么,掛綠荔枝都有些什么與眾不同之處呢?

    一是外形獨特。掛綠果實扁圓,不太大。《嶺南荔枝譜》描述說:掛綠的果蒂上,帶有一綠豆般大小的小果粒;蒂的兩側果肩隆起,有小果粒一側稍高,謂之龍頭,另一側稍低,謂之鳳尾。果實成熟時紅紫相間,一綠線直貫到底,“掛綠”一名因此而得。

    二是果肉細嫩清甜、幽香爽脆,凝脂而不溢漿,用紗包裹,隔夜紙張仍干爽如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說:“掛綠爽脆如梨,漿液不見,去殼懷之,三日不變。”美國農學家高魯甫考察過掛綠后說:“(掛綠)以非凡的口感與香氣而聞名天下”。

    三是稀少且不易繁殖。掛綠異地即變的特性決定了其數(shù)量的稀少。有關其數(shù)量,清康熙年間的“數(shù)十百株”已是最多的時候了。清乾隆、嘉慶之后,掛綠已名揚中外,但因產量稀少而價值奇高,有“一顆掛綠一粒金”之說。

    在歷史上,增城“西園掛綠”曾進行過三次拍賣,從它所拍出的價格,便可知其價值之高。

    1948年,增城縣政府將母樹所結的8顆荔枝進行公開拍賣。最終,縣長張壽以七擔稻谷的代價競買成功。此事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轟動,《申報》等報刊都對此作了報道。

    2001年,一顆掛綠果拍出了5.5萬元的高價,成為全球最昂貴的水果,一舉打破了世界吉尼斯記錄;2002年,一顆18.8克的掛綠果更是拍出了55.5萬元的天價,刷新了世界紀錄,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掛綠源自“變異種說”較為靠譜

    關于掛綠的起源,社會上流傳著“綠羅說”、“何仙姑說”、“山枝變異說”、“引種福建說”、“石硤龍眼嫁接說”等近十種說法。“綠羅說”稱,掛綠荔枝即古代的綠羅荔枝,在宋代甚至是唐代已出現(xiàn);“何仙姑說”稱,何仙姑把一根綠絲線隨便掛搭在增城的一株荔枝樹上,后來所結的果實皮上便永遠有一根綠色線。“山枝變異說”稱,增城西園庵內有一株山枝荔枝,后因有人將稻谷堆積在樹下,山枝吸收腐爛稻谷的肥力,遂變佳種,后人稱為掛綠。植物專家認為,山枝易變,這種傳說有一定可信度。

    但是,以上觀點大都缺少歷史文獻的支持,因此,廣東農史研究專家楊寶霖、彭世獎認可的“尚書懷的變異種說”,是掛綠起源的較可靠說法。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任東莞知縣的錢以塏所著《嶺海見聞》,就對增城掛綠荔枝產生的由來有準確的記載:“新塘去莞四十里,地隸增城,湛甘泉先生所居鄉(xiāng)也。有湛氏居傍山麓,林木叢翳。康熙八年偶產一樹,以為雜木欲除之,及花,乃荔枝也。其實大于常荔,堅瑩似玉,脆如霜梨,津液內斂,剝而懷之,三日不變。其色微紅帶綠,因名‘掛綠’。味之香美,冠于群荔。”

    可見,掛綠荔枝產生自增城新塘,時間為康熙八年(1669年),且是屬于偶然得之,其外觀、品質與其他品種有很大不同,應為荔枝實生苗的變異種,而非人工培育所得。

    《嶺海見聞》里所提到的湛甘泉,是新塘名人湛若水的后人。湛若水曾任明朝吏、禮、兵部尚書,他從福建著名的“荔枝之鄉(xiāng)楓亭”懷荔枝核而歸(收集到一批優(yōu)質的荔枝種子回到故鄉(xiāng)),培育出廣東荔枝名種“尚書懷”。當時,誕生掛綠荔枝的新塘沙貝乃至增城,都以種植尚書懷為主。

    據(jù)記載,新塘沙貝因特殊的自然環(huán)境原因,多產品質特異的荔枝,所以湛氏故居所生的此棵掛綠荔枝,極為可能就是尚書懷的變異種。掛綠荔枝能在短時間內聲名鵲起,湛若水的名人效應也起到相當大的作用。

    掛綠顛覆“閩荔最佳”定論

    在掛綠荔枝橫空出世之前,人們一直認為閩荔為最佳的荔枝品種,如北宋著名學者蔡襄在《荔枝譜》中就稱贊福建名種陳紫“色香味自拔其類,天下第一”。其中,“閩為上,蜀次之,粵又次之”等流行的有關荔枝品質評價,一度被認作為定論。然而,增城掛綠的出現(xiàn)徹底顛覆了這種局面。

    將掛綠荔枝推向全國的第一人,是清初著名浙江籍詩人朱彝尊,他是浙西詞派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在當時國內頗具影響力。朱彝尊曾品嘗過增城掛綠,超拔的品質讓他難忘。在康熙年間,他兩次到福建,在品嘗了包括福州、莆田楓亭等地的閩荔佳品后,在《題福州長慶寺壁》中寫下他對掛綠與閩荔的評價:“以予論之,粵中所產掛綠,斯其最矣。而蔡君(蔡襄)謨譜乃云,廣南州郡所出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亦鄉(xiāng)曲之論也。”意思是說,蔡襄說閩荔優(yōu)于粵荔,是鄉(xiāng)里情懷作祟的結果,廣東荔枝特別是掛綠,才是最佳的荔枝品種。

    朱彝尊的同鄉(xiāng)、明末清初著名文人、曾任戶部侍郎與廣東右布政使的曹溶,遍嘗閩粵名荔后說“言亦如竹垞”(竹垞即朱彝尊之號)。

    推崇掛綠的不僅有省外名士,更有廣東名士,他們通過詩作的記述,對掛綠美名的迅速傳播起了極大作用。“嶺南三家”中的兩家陳恭尹和屈大均,就曾不遺余力地推介掛綠。

    陳恭尹的詩作中以掛綠為題的有多首,《南鄉(xiāng)子》云:“晚熟是增城,小核新州亦得名,不及凝冰和掛綠。”

    屈大均的《廣東新語》也認為新興香荔等“皆不如掛綠之美”。康熙八年(1669年)秋天,屈大均結束了多年在外漂泊的生活之后返回故鄉(xiāng),后繼室王華姜因小產而亡,年僅25歲,屈大均甚感悲傷,特別搜集了增城掛綠、凝冰子等佳荔來祭祀亡妻,掛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見。

    據(jù)筆者不完全統(tǒng)計,名士們以掛綠為題材所作的詩便有60余首,這是其他荔枝品種所不能及的。

    當然,朱、曹等人的言論自然不會令福建文人滿意,閩粵荔枝孰優(yōu)孰劣曾引發(fā)了頗為長久之爭。如朱彝尊的好友福建詩人張遠,雖力挺閩荔,但他也不得不承認,閩荔的知名度,慢慢遜于粵荔。他說:“昔蔡君謨《荔譜》膾炙人口,惜無繼之者。故吾鄉(xiāng)佳品寂寂于瘴煙霾雨之中……”

    不論如何,隨著閩荔的式微,康熙年間誕生不久的增城掛綠就迅速地占據(jù)了荔枝的王者位置,成為了天下第一荔。

    新塘掛綠被“絕種”,僅一株幸存西園庵里

    掛綠荔枝由于數(shù)量甚少,聲名鵲起之后,一直為權貴所追逐?!稄V東新語》載:“好事者當未熟時,先以兼金購之,乃得。”崔弼《珍帚編詩注》談及掛綠時,有云:“官買者,于二三月,持百金散布于有荔之家,俟六月中,或收十斤,收五斤,不問前數(shù)也。”

    到了后來,權貴對掛綠的控制已經十分嚴酷,達到“圈樹強買”的地步,在開花時節(jié)便派人去加以標記,時時監(jiān)控。收獲時,果農不僅得不到多少實惠,且不堪官吏的剝削與騷擾,最后忍痛把掛綠樹砍光。

    有關這段歷史官方史志不見記載,只在個別文人的詩集和筆記中有零星記述。清嘉慶年間,文人崔弼在《珍帚編詩集》記載:“(掛綠)花時,長吏使標志之。歲畏其擾,斧之,無遺類矣”。

    道光年間,文人黃景治在《定湖筆談》更有這樣的記述:新塘有一家農戶茅廁的隱蔽地方尚保留一棵掛綠。權貴“孔方兄”知曉后,每年派人記錄開花結果的數(shù)量,成熟后便占為己有,即便是樹主本人也是“一顆不敢入口”,只能“傖然者久之”。

    到了晚清,原產地新塘已不見掛綠蹤影,新塘掛綠的衰亡,可謂是人禍而非天災所造成的。但是,第一代掛綠并未因此而絕跡,在增城縣城西郊西園庵尚存一株。清宣統(tǒng)《增城縣志》有載:“掛綠一種,近以縣城西門外西園一株為最名貴,價值十余倍于其他。”當時,此株掛綠連同周邊荔枝園屬西園庵的財產。

    西園掛綠本是孤種,而且是獨株, 于是,極少數(shù)的軍官名宦和豪奢的公子巨商開始瘋狂地追逐它的奇香異味。

    光緒年間中后期曾任番禺、南海知縣的裴景福所作的《寄杜雨田索增城荔枝》就說:增城西門外西園庵,有老樹一株,已枯朽其半,名掛綠。這棵半枯的掛綠每年只能結出十數(shù)枚的荔枝,但不歸西園庵所有,其果實都被官府預購,裝入錦匣中,用來進奉更高級官員。當西園母樹產量不足時,還取槎崗、梁屋等地的二代掛綠果實充數(shù)。

    《荔枝閑話》等文獻稱,西園掛綠“為前清之貢品”,甚至“每歲于初結果時,將軍府即遣兵一營前往監(jiān)視。偶落下一果,亦須上報。”

    到了民國初年,由于地方無賴不懼怕負責打理掛綠母樹的僧人,經常去偷食掛綠果,無奈之下,西園庵便將掛綠租給了附近夏街村的大戶黎興。這些無賴懾于“大姓”聲威,就不敢再去偷摘。

    五美國學者高魯甫造訪西園,

    掛綠聲名遠播海外

    1918年,美籍園藝學家、嶺南大學農科開啟者高魯甫教授在教員郭華秀等人陪同下實地考察了西園掛綠荔枝。1921年高魯甫在美國出版了著作《荔枝和龍眼》,這大概是最早介紹中國荔枝特別是掛綠的英文學術專著,增城掛綠第一次走出國門,為國際社會所認知。書中多處提及對西園掛綠的考察情況——

    “掛綠荔枝一斤賣24美元,外圍是粗壯高大的木制柵欄圍住,里邊是支起了一些竹制的圍欄,竹制圍欄架起了一張大網把樹罩住。這些保護措施不僅僅是為了防止小偷,也是防止人們取其枝進行繁殖。”(郭華秀記述說:用大網罩住,還為防止雀鳥飛鼠之侵害。在掛綠樹旁,筑有一個葵棚,有專人看守)。

    “我們被告知,掛綠采摘時,采摘者往往被要求唱歌以確保他們沒有機會吃到掛綠果實。如果從各荔枝品種的知名度角度來看,無疑是掛綠荔枝排第一位。在所有品種中掛綠也最為神秘,在中國文學作品里邊有許多與之相關的傳說故事。”

    “在中華民國建立前,掛綠荔枝要么作為貢品進奉于皇帝,要么被官員占有。現(xiàn)如今,許多所謂的掛綠荔枝作為奇珍展示銷售,但多數(shù)都是贗品。……近日,有朋友贈送給我一顆掛綠荔枝,用小紅盒裝。朋友告訴我花費了1美元。我?guī)Ыo一個荔枝專家鑒定,這位專家告訴說,這顆掛綠不是從母樹產的,因為末端不是綠色,沒有綠線。”

    六有待攻克的“異地即變”難題

    1934年,當時主政廣東的陳濟棠乘車前往羅崗賞梅,中途突然遭到不明來歷者開槍襲擊,繞道增城躲避。因路途顛簸不慎摔傷,便在增城尋醫(yī)診治。但他在增城并未發(fā)現(xiàn)有公立醫(yī)院,故而決定捐助白銀5000元給縣府,著即籌建救濟院,并命將增城西園掛綠荔枝每年所得標投的收益款項,全部撥歸救濟院作經費之用,另撥款給原來的承批戶作為終止批約的補償。

    抗戰(zhàn)爆發(fā)后,增城縣救濟院停辦,1938年被日軍飛機炸毀。此時,“(西園)雜草叢生,掛綠母樹置身于雜草叢中。”

    1949年10月,人民政府接管西園掛綠。新中國建立初期,西園掛綠荔枝果實“基本都是上送”。1955年,西園掛綠豐收,產果37公斤,除上送和縣委留下之外,還將十多公斤運往廣州南方大廈公開出售給群眾,一時成為佳話。

    1956年以后,西園掛綠凡是有結果都要上報省委。果熟時,“由陶鑄派人來摘取,據(jù)說是上送給中南局和黨中央”。

    針對當時西園掛綠老樹長勢呈現(xiàn)衰退之勢,增城縣還曾請過蘇聯(lián)等國專家前來診斷。

    到了1975年,因掛綠母樹樹齡過高,再加上周邊水位過高等環(huán)境問題,掛綠母樹樹勢衰退加劇。1978年,母樹原已復壯的樹冠出現(xiàn)大量枯枝落葉,造成禿頂,長勢甚差。1979年7月,樹勢開始急劇衰退。該年冬,掛綠母樹最后一椏完全枯萎。

    萬幸的是,1979年8月,在母樹主干枯萎前,母株的基部萌發(fā)了一椏側枝。掛綠新枝于1982年開始開花,1992年開始結果。1994年,專家對西園掛綠之果實進行鑒定,認為:“從果的形狀和外觀看,具有原老樹的特征,與原老樹沒什么差別。”

    增城境內,除西園掛綠外,還有其后代數(shù)千株。這些掛綠絕大部分是從西園掛綠圈枝、嫁接培植的。根據(jù)1988年的統(tǒng)計,西園掛綠的第二、三代有620株。常年產量約1000公斤。

    據(jù)2002年統(tǒng)計,增城各地掛綠荔枝種植面積約318畝,掛果約9200多公斤。6月,增城掛綠榮登國家地理標志產品。

    增城掛綠荔枝歷時三百余年,由康熙年間的“數(shù)十百株”到現(xiàn)僅剩西園掛綠這么一株第一代掛綠,其經歷坎坷,讓人唏噓不已。由此可知,合理與科學保護珍貴的農業(yè)遺產是何等重要。就掛綠荔枝而言,值得對其栽培技術進行深入研究,一旦攻克“異地即變”的難題,尋常百姓便可品嘗“天下第一荔”之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