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的“萬經(jīng)之王”，《道德經(jīng)》享譽古今中外，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著作之一，至今還讓無數(shù)中外學者為之癡狂。

然而，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道德經(jīng)》感悟，此書非常很難讀懂，很難完整掌握老子思想，只能因人而異各有感悟。唐代白居易研究道德經(jīng)時，深感才疏學淺，無奈之下寫了一首打油詩：“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

上個世紀，湖南出土一批帛書，證實了儒家篡改《道德經(jīng)》，從另一個側(cè)面解釋了此書為何難以讀懂！

傳世版道德經(jīng)，必然不早于漢昭帝，在此之前另有版本！

上世紀七十年代，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考古專家發(fā)現(xiàn)一批帛書，其中一份是《道德經(jīng)》，分甲本與乙本，其中甲本為5344字，乙本為5342字，與傳世版本字數(shù)大致相仿。

馬王堆三號漢墓的墓主是利蒼之子利豨，此人死于公元前168年——漢文帝時代（前180年—前157年在位），在司馬遷編修《史記》之前。換言之，帛書道德經(jīng)必然流行于漢文帝中期之前。

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與傳世道德經(jīng)對比，可以發(fā)現(xiàn)僅因避諱帝名就改動100多處，由此可以進一步確定帛書道德經(jīng)的流行年代，比如：

帛書版“鄰邦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但傳世版卻是“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之所以將“邦”改為“國”，就是為了避諱劉邦之邦。

除了避諱劉邦之外，還避諱劉恒之恒（改為常）、劉啟之啟（改為開）、劉弗陵之弗（改為不），其中為了避諱劉恒，傳世道德經(jīng)第一句原本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因此，帛書道德經(jīng)必然是先秦版本，傳世道德經(jīng)必然是漢昭帝（劉弗陵）之后的版本。

值得一說的是，恒與常、邦與國、啟與開、弗與不等詞語，如今意思盡管多數(shù)大致相同，但有些卻大不相同，比如恒是恒久不間斷、常是經(jīng)常有間斷，因此100多處因避諱的修改，必然會對老子思想造成一定的扭曲。

漢武帝獨尊儒術，使得儒家興起，為了鞏固地位，不惜篡改道家經(jīng)典！

漢初推崇“黃老之道”，但漢武帝要打匈奴，需要整合國力，而儒家公羊派符合漢武帝的訴求，于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由此儒家思想正式登上中國主流政治舞臺。隨著儒家的興起，為了鞏固儒家地位，不惜篡改道德經(jīng)，兩版道德經(jīng)對比可以證實這一點。

傳世《道德經(jīng)》第十四章：“執(zhí)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帛書《道德經(jīng)》“道篇”：“執(zhí)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

這兩段話，看似大致相仿，其實核心思想截然不同：傳世本主張“法古”，效仿古代圣賢，來治理如今的國家；帛書本主張“法今”，根據(jù)現(xiàn)世變化，來治理如今的國家。

問題在于：從“法今”到“法古”，究竟是不是儒家篡改的呢？其實，儒法之爭的核心之一，就在于“法今”還是“法古”！

儒家主張“法古”，將堯舜禹、三代之治描述得非常美好，認為只要君主效仿上古帝王，就能實現(xiàn)“垂拱而治、天下大同”。但法家主張“法今”或“變古”，推崇根據(jù)時代變化而改變治國之道，商鞅說過“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韓非子說過“世異則事異”，他還批評孔子“欲審堯舜之道于三千歲之前”為“非愚即誣”，因此法家“厚今薄古”，有“與時俱進”之意。

自戰(zhàn)國以來，儒法之爭一直存在，乃至愈演愈烈，秦朝重法卻二世而亡，對法家打擊比較大，但依法治國的效果顯而易見，因此劉邦沒有否定法家思想，而是“漢承秦制”，繼承了秦朝治國思想。換言之，西漢時的法家勢力還很大，對儒家地位的威脅較大。

道家主張“法今”，法家主張“法今”，兩家在這個問題上高度一致，可以互相支持互相印證，可以聯(lián)合對戰(zhàn)儒家，無疑將嚴重威脅到儒家地位。因此，傳世《道德經(jīng)》中的“執(zhí)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必然是儒家篡改的產(chǎn)物，最終讓道家與儒家一樣“法古”，證明治國應當“法古”！

老子畢生所學，凝聚成一部道德經(jīng)，可謂字字珠璣，改一字、增一字都可能導致意思大變。然而，無論是避諱，還是不懷好意地篡改等，都使得《道德經(jīng)》面目全非，在這種情況下，還如何能真正讀懂道德經(jīng)，還如何真正理解老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