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多數地方官府（特別是力圖有所作為的地方官員）在處理爭端時，也抱持對教民一方不信任態(tài)度。這與所謂“洋人的朝廷”這一“歷史印象”截然相反。因為問題的實質不在于是否逢迎洋教，而在于地方爭端。只是因為爭端中的一些團伙加入了洋教、獲得仰賴教會支持，地方官員無法彈壓，教會才凸顯出來。

在山東時，有拳師領導的地方團伙所針對的始終是有利益沖突或仇怨的團體，而不是教士。只有當教士出面要求官府庇護教民時，他們才成為攻擊的對象。沂州教案中的薛田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甚至排外也是很“情景化”的，例如團眾主張教民“既入洋教”，則不配有房契，自己便可沒收房契、占據他的房子——這是一個典型的地方爭斗（類似于“打砸搶”）的場景嘛。

當義和團運動進入直隸、山西后，反洋教的一面才逐漸表現出來：義和團直接進入某區(qū)域攻擊教堂，不再等待當地與教民處于敵對狀態(tài)的團伙來請師父。而進入北京城以后，排外的特點進一步被強調，發(fā)展為縱火焚燒前門大街的極端行動。這些刻意被強調的特征，遮蔽了他們發(fā)展過程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