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

天主教大規(guī)模傳入我國有三次：最早出現(xiàn)在唐代，基督宗教的聶斯托利派傳入中國，被稱為景教。它發(fā)展了少量信徒，修建過教堂，但很快就消失了。元朝鐵穆耳時期（十三世紀末）景教再次傳入中國，羅馬天主教也傳入中國，兩教被統(tǒng)稱為“也里可溫教”。當時信徒已發(fā)展至數(shù)萬人，在元大都也建有教會團體和教堂。但因傳教士只重視在蒙古人中傳教，沒有建立鞏固的社會基礎，所以元朝滅亡后，也里可溫教也消失了。明末（1582年），意大利人利瑪竇來華傳教，采取尊重并吸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教新方法，得到中國皇帝和士大夫階級的歡心，他還把介紹西方先進科技知識作為傳教的輔助手段，終于使天主教在中國立住了腳。利瑪竇和他的同道們把基督宗教信奉的“神”譯為中國傳統(tǒng)宗教觀念中已有的“上帝”、“天”、“天主”，最后由羅馬教廷定名為“天主”，所信之教為“天主教”。

天主教（Catholic Church）即至一、至圣、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普世大公天主教會。源自希臘文的 καθολικ?，譯作整個、全部或普世的。在初代教會時期，就是指著整個神的教會，不分國界、語言、種族與背景而言。只要屬于基督教會者，都是大公或普世的教會。是基督教中歷史傳承最悠久、文化沉淀最深刻、信徒最多的派別。與新教、東正教并稱為基督教三大流派。

天主教中文“天主”一詞，為明末耶穌會傳教士進入中國后，借用中國原有名稱對所信之神的譯稱，通常認為取自《史記·封禪書》所載：“八神，一曰天主，祀天齊”，表述“最高莫若天，最尊莫若主”和“天地主宰，主宰神、人、萬物”，取意為至高至上的主宰，以與中國所信奉的神靈相區(qū)別，故稱其教為天主教。

中國天主教是中國基督教三大派別之一。最早可追溯到到唐代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托利派，即景教（Nestorianism in China）。

貞觀九年（635）由敘利亞人阿羅本（Olopen）等教士經(jīng)波斯來中國長安（今西安）譯經(jīng)傳教，三年后，建寺稱作大秦寺。其在內(nèi)在教義和外在形態(tài)上反應出基督教與波斯宗教思想的混合。武宗會昌五年（845）下詔禁止佛教流傳，景教受到波及，一時絕跡中原，在契丹、蒙古等地流行。

元蒙古族入住中原，景教又隨之再次進入中原。13世紀，天主教傳入中國。1245年，羅馬教廷遣方濟各會會士柏郎嘉賓（Giovanni de Piano Carpini， 約1180—1252）出使蒙古都城和林。憲宗三年（1253年），法國方濟各會會士羅伯魯（Guillaume de Rubrouck）亦曾拜見蒙古汗，均受到禮遇。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意大利方濟各會會士約翰·孟德高維諾（Giova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受羅馬教廷派遣抵達汗八里（漢名大都，即今北京），得成宗接見，獲準在京建堂傳教，為天主教正式傳入中國之始。其時，天主教與景教被統(tǒng)稱為“也里可溫教”。大德十一年（1307年），羅馬教廷任命約翰·孟德高維諾（Giovani da Montecorvi-no ，1247—1328）為汗八里總主教兼東方宗主教。此后傳教士來中國者增多?；蕬c二年（1313年），在福建泉州增設主教區(qū)1個。除北京和泉州外，天主教在今內(nèi)蒙古五原、新疆伊犁、江蘇揚州和浙江杭州等地均有活動，信徒達6萬人，多為蒙古人、阿蘭人和色目人。天歷元年（1328年），約翰·孟德高維諾（Giova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逝世，其總主教職位一直無人接替，天主教發(fā)展呈衰落趨勢。元朝滅亡后，天主教在中國中原地區(qū)幾近絕跡。

16世紀，天主教再度傳入中國。自明中葉起，耶穌會、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的傳教士相繼來中國傳教，其中以葡萄牙派遣的耶穌會勢力最大。最初來中國的是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1506—1552），因明朝海禁未能進入內(nèi)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病逝于廣東上川島。三十六年，葡萄牙獲準租用澳門，此后澳門成為耶穌會對中國內(nèi)地傳教的基地。萬歷十年（1582年），耶穌會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奉遠東視察員范禮安之命在澳門學習中文。次年，與羅明堅（Michaele Ruggieri，1543—1607）進入廣東肇慶，建立第一個傳教會所。后幾經(jīng)輾轉(zhuǎn)于二十九年到達北京。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以傳播科學知識為媒介，以天主教教義與儒家倫理觀念相融合為傳教方針，積極活動于中國知識分子階層。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前6卷，并針對中國儒釋道等傳統(tǒng)文化和宗教，撰寫《天主實義》等書。徐光啟、李之藻等中國士大夫在接受西方科學之同時接受天主教信仰。利瑪竇的傳教方略為天主教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奠定了基礎。迄明末，耶穌會在中國已建立傳教會所13處，全國教徒約有15萬人。

清初，以耶穌會為主體的在中國的傳教士繼承利瑪竇的傳教方針。湯若望、南懷仁（等人得到清帝的尊重和信任，掌管欽天監(jiān)?？滴醵四辏?689年），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時，徐日升、張誠被任用為譯員。四十七年，白晉、杜德美、雷孝思等人主持測繪全國地圖，歷時11年完成《皇輿全覽圖》。三十一年時，康熙帝頒布諭旨，準許天主教在中國自由傳播。其時，傳教士除部分人在宮廷任職外，大部分赴各地傳教。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自三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92—1707年），全國13個行省共有傳教士117人，傳教會所114處，大小教堂250處，教徒達30萬人。

17—18世紀，在對中國禮儀的態(tài)度問題上，駐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發(fā)生爭論。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葡萄牙耶穌會主張適應中國國情的傳教方針，引用儒家經(jīng)典論證天主教教義，允許保留祀孔祭祖等傳統(tǒng)禮儀與社會習俗。后來的西班牙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為了削弱葡萄牙的傳教勢力，反對利瑪竇的主張。這場“中國禮儀之爭”最后導致康熙帝與羅馬教廷發(fā)生沖突，憤然禁教：“以后不必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雍正元年（1723年），禮部奏請在全國禁教獲準，除少數(shù)傳教士供職于朝廷外，其他均被逐出中國。此后，天主教失去在中國合法傳教的政治條件，傳教士只能潛入各地秘密傳教。

乾隆十二年（1747年）后，清政府多次搜捕鎮(zhèn)壓非法入內(nèi)地的傳教士。據(jù)統(tǒng)計，鴉片戰(zhàn)爭前，全國天主教徒下降到約20萬人，教務主要由80名中國傳教士主持，基層教堂均由上層教徒管理，秘密進入內(nèi)地的外國傳教士僅30名。

1846年，在澳門、南京、北京設立三個主教區(qū)。1879年（光緒五年），羅馬教廷把中國劃為五大傳教區(qū)： 第一區(qū)為直隸、遼東、蒙古，第二區(qū)為山東、陜西、河南、甘肅，第三區(qū)為湖南、湖北、浙江、江西、江南，第四區(qū)為云南、貴州、四川、西藏，第五區(qū)為廣東、廣西、福建、香港。天主教在全國迅速發(fā)展，迄19世紀末，已有代牧區(qū)37個，教徒74萬。到1946年，教廷在全國劃分總主教區(qū)20個，下轄主教區(qū)近140個。在此期間，由于某些傳教士庇護不法教民，侵害中國民眾，干預中國地方行政司法權(quán)，制造許多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矛盾，引起中國人民反洋教的斗爭。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自鴉片戰(zhàn)爭至19世紀末，大小教案多達400余起。各地民眾反對外國侵略和反洋教斗爭終于發(fā)展成義和團運動，天主教會受到嚴重打擊。

此后，天主教通過利用賠款興學、行醫(yī)、辦報、出書、興辦慈善事業(yè)擴大影響，先后于1903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震旦大學、1921年在天津開設天津農(nóng)工商大學（后改名為津沽大學）、1925年在北京開辦輔仁大學，并辦有《益世報》和《圣教雜志》等報刊出版物。至1918年，全國教徒人數(shù)已達到196萬。辛亥革命后，中國天主教徒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覺悟進一步提高，積極開展反帝愛國運動，提出改變中國天主教會殖民地體制的要求。對此，中國天主教采取“中國化”的措施。1919年，教宗本篤十五世（Benedictus ⅩⅤ，1914—1922年在位）下令在中國的天主教各修會盡量起用中國籍神職人員。1922年，教宗庇護十一世（Pius Ⅺ，1922—1939年在位）為此派遣剛恒毅（Costantini，Celso，1876—1958）為教廷駐中國專使。1924年，中華全國主教公會議召開，制定《中國天主教現(xiàn)行法則》801條，決定設立全國教務委員會，直屬駐華宗座代表公署。1927年，教廷首次任命6名中國籍主教。1946年，教廷宣布在中國建立圣統(tǒng)制，全國設教區(qū)137個，分屬20個總主教區(qū)，轄教徒300余萬。1947年，天主教教務協(xié)進會在上海成立，取代全國教務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天主教愛國人士開展中國天主教反帝愛國運動，使中國教會擺脫了外國勢力控制，獨立自主辦教會。1957年，中國天主教神長和教徒的愛國群眾團體——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立。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有宗教活動均停止。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貫徹。1980年，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和主教團成立，為全國性教務機構(gòu)。建有修院、神哲學院等，辦有《中國天主教》等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