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津全境，以及河北北部地區(qū)、山西北部地區(qū)

燕云十六州又稱“幽薊十六州”、“幽云十六州”，即今北京、天津全境，以及河北北部地區(qū)、山西北部地區(qū)。境域為險要之地，易守難攻，自古以來這些地方便是北方少數(shù)民族南下中原的必經(jīng)之路，也是中原王朝北部邊境天然的防御陣地?！?/p>

“燕云”一名最早見于《宋史·地理志》，包括燕（幽）、薊、瀛、莫、涿、檀、順、云、儒、媯、武、新、蔚、應、寰、朔，共十六州。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東南方，其余的云、儒、媯、武、新、蔚、應、寰、朔九州在太行山的西北，所處的地勢居高臨下。

公元936年，中國后晉的開國皇帝石敬瑭（后唐河東節(jié)度使）反唐自立，向契丹求援。契丹出兵扶植其建立晉國，遼太宗與石敬瑭約為父子。天福三年（938年），石敬瑭按照契丹的要求把燕云十六州割讓給契丹，使得遼國的疆域擴展到長城沿線，往后中原數(shù)個朝代都沒有能夠完全收復。燕云十六州的戰(zhàn)略意義使得中原的北宋政權感受威脅持續(xù)長達二百年。

燕云十六州為險要之地，易守難攻。失去燕云十六州這個北部屏障，直接導致中原赤裸裸地暴露在北方少數(shù)民族的鐵蹄下，對宋朝的衰變乃至滅亡有著重大影響。并入遼朝的燕云十六州，不只是遼朝的經(jīng)濟最發(fā)達地區(qū)，而且也是遼朝“漢人”問題最為突出的地方。

燕云漢人在遼、金王朝統(tǒng)治中國北方的歷史上，都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在對待他們的態(tài)度上，遼、宋、金三個王朝卻都采取了既拉攏又排斥的作法。遼朝用科舉、任官和婚姻來使?jié)h人忠于自己，但是又不信任大多數(shù)“非我族類”的燕云漢人，而將其置于社會的底層；宋朝出于對“胡化”漢人的歧視，指其為“番”、“虜”；金朝則在重用部分遼朝漢臣的同時，在政治上將幽云漢人列于女真人、渤海人和契丹人等民族之后，排斥于統(tǒng)治階層之外。另一方面，遼朝中后期的燕云漢人不僅在民族認同上日顯孤立，且在政治態(tài)度上也沒有固定的傾向，并非傳統(tǒng)中認為的那樣“心向中原”，而是以利益為中心，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一方，在遼、宋、金之間往來叛附，政治態(tài)度非常靈活。先協(xié)助遼朝抵抗北宋，眼見遼朝大廈將傾就意圖附宋自保，繼而又出于對北宋政權的失望，投奔金朝，并由此導致了金宋間的戰(zhàn)爭。燕云漢人對三個王朝各自的發(fā)展進程、力量的消長、以及中國北方政治格局的形成，都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

高梁河之戰(zhàn)，宋軍雖然是以疲敝之師連續(xù)作戰(zhàn)，但在戰(zhàn)爭之初確實是勢如破竹。而反觀契丹，在宋軍進軍之時，軍民望風而降，幽州百姓甚至“以牛酒迎犒王師”，說明在遼國在燕云一帶的統(tǒng)治已經(jīng)基本瓦解。——如果說宋朝曾經(jīng)有一次最接近收復燕云十六州，那肯定就是高梁河。

可惜，高梁河最終還是慘敗。高梁河一戰(zhàn)，對宋遼雙方的影響都是極其深刻的。從宋朝一方來說，從此再也不敢進行這種大縱深的軍事突破，——換言之，趙二的膽子被嚇破了。而對遼方來說，完全建立了對宋軍的心理優(yōu)勢，而燕云一帶的軍民也再不敢對宋軍寄以期望。

這種影響在雍熙北伐時的體現(xiàn)，對宋朝來說，在戰(zhàn)略上只敢采用步步為營、穩(wěn)扎穩(wěn)打的方式，同時還寄希望于燕云人民的響應。但他們沒有想到，經(jīng)過高梁河的慘敗后，燕云人民已經(jīng)不可能象當初那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了。因此我們看到在雍熙北伐的過程中，再也沒有了遼國官軍聞風而降的景象，相反，每下一城都必須經(jīng)過血戰(zhàn)。即使有投降的，也是在經(jīng)過惡戰(zhàn)后的被迫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