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為了議禮、攬權(quán)費盡心機，扶植親信、政治清洗、梃杖、大案等等手段無所不用。神宗卻只是在幼稚的拖延、抵賴。設(shè)礦、稅監(jiān)算是神宗比較花心思推行的一個制度，然而這種簡單粗暴的辦法，不得不說并不合理。當年張居正做翰林的時候，也沒有機會去外面考察，但他每見到一個從外地回來的官員，都會拿出酒菜，仔細詢問外面的事情。

顯皇帝也并不是一個毫不關(guān)心國家大事的人，但即使以明朝中后期的標準來說，也沒有真正盡到一個皇帝的職責，天順朝的英宗、憲宗和劉瑾死后的武宗，甚至穆宗，都要好一些。至少他們在位的時候國家政務處理是比較流暢的，就算是廢話也會回個郵件，“嗯”“好”“知道了”，沒有變成大臣失望、小臣躍躍欲試刷聲望的地步。（其實武宗也經(jīng)常“不報”，但他是個堅決的行動者）

對于萬歷皇帝而言，功是維持了一段時間的盛世，且有萬歷三大征，好歹也算是都得到了差強人意的結(jié)果，過則是以消弭新政、不計后果怠政、坐觀朝爭助長黨爭之風、萬歷礦稅之弊不但在后期使得全國礦地所在民不聊生，殺官造反之勢漸起，更是直接影響到了天啟朝的閹黨禍亂。總體而言，是過略大于功，但不能否認其治國的才干與早期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