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八怪“是一個奇葩群體, 他們的作品數(shù)量多,流傳廣,影響深。 這群體博采眾長,又獨出機杼, 創(chuàng)作出許多別具一格的作品。今天我們就來說說揚州八怪是哪八怪。

簡要答案

揚州八怪是清康熙中期至乾隆末年活躍于揚州地區(qū)的一批風格相近的書畫家總稱，美術(shù)史上也常稱其為“揚州畫派”。在中國畫史上說法不一，較為公認指：金農(nóng)、鄭燮、黃慎、李鱓、李方膺、汪士慎、羅聘、高翔。

詳細內(nèi)容

揚州八怪是清康熙中期至乾隆末年活躍于揚州地區(qū)的一批風格相近的書畫家總稱，美術(shù)史上也常稱其為“揚州畫派”。在中國畫史上說法不一，較為公認指：金農(nóng)、鄭燮、黃慎、李鱓、李方膺、汪士慎、羅聘、高翔。至于有人提到的其它畫家，如阮元、華巖、閔貞、高鳳翰、李勉、陳撰、邊壽民、楊法等，因畫風接近，也可并入。因“八”字可看作數(shù)詞，也可看做約數(shù)。

坎坷波折的身世
“揚州八怪”究竟“怪”在哪里，說法也不一。有人認為他們?yōu)槿斯?，從實際看，并不如此。八怪本身，經(jīng)歷坎坷，他們有著不平之氣，有無限激憤，對貧民階層深表同情。他們憑著知識分子的敏銳洞察力和善良的同情心，對丑惡的事物和人，加以抨擊，或著于詩文，或表諸書畫。這類事在中國歷史上雖不少見，但也不是多見，人們以“怪”來看待，也就很自然的了。但他們的日常行為，都沒有超出當時禮教的范圍，并沒有晉代文人那樣放縱--裝癡作怪、哭笑無常。他們和官員名士交流，參加詩文酒會，表現(xiàn)都是一些正常人的人。所以，從他們生活行為中來認定他們的“怪”是沒有道理的。現(xiàn)在只有到他們的作品中，來加以研究。

獨辟蹊徑的立意
“八怪”（金農(nóng)、汪士慎、黃慎、李鱓、鄭燮、李方膺、高翔、羅聘）不愿走別人已開創(chuàng)的道路，而是要另辟蹊徑。他們要創(chuàng)造出“掀天揭地之文，震驚雷雨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來自立門戶，就是要不同于古人，不追隨時俗，風格獨創(chuàng)。他們的作品有違人們欣賞習慣，人們覺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正如鄭燮自己所說：“下筆別自成一家，長于詩文。”在生活上大都歷經(jīng)坎坷，最后走上了以賣畫為生的道路。他們雖然賣畫，卻是以畫寄情，在書畫藝術(shù)上有更高的追求，不愿流入一般畫工的行列。他們的學識、經(jīng)歷、藝術(shù)修養(yǎng)、深厚功力和立意創(chuàng)新的藝術(shù)追求，已不同于一般畫工，達到了立意新、構(gòu)圖新、技法新的境界。

不落窠臼的技法
中國繪畫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其中文人畫自唐宋興盛起來，逐步豐富發(fā)展，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留下大量的作品，這是中國繪畫的驕傲。明清以來，中國各地出現(xiàn)了眾多的畫派，各具特色，爭雄于畫壇。影響最大的莫過于以“四王”為首的虞山、婁東畫派，而在揚州，則形成了以金農(nóng)、鄭燮為首的“揚州八怪”畫風。這些畫家都繼承和發(fā)揚了我國的繪畫傳統(tǒng)，但他們對于繼承傳統(tǒng)和創(chuàng)作方法有著不同的見解。虞山、婁東等畫派，講求臨摹學習古人，以遵守古法為原則，以力振古法為己任，并以“正宗”自命。他們的創(chuàng)作方法，如“正宗”畫家王琿所說，作畫要“以元人筆直墨，運宋人丘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為大成”。他們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趨，作品多為仿古代名家之作( 當然在仿古中也有創(chuàng)造)，形成一種僵化的局面，束縛了畫家的手腳。

揮灑自如的筆鋒
“揚州八怪”諸家也尊重傳統(tǒng)，但他們與“正宗”不同。他們繼承了石濤、徐渭、朱耷等人的創(chuàng)作方法，“師其意不在跡象間”，不死守臨摹古法。如鄭板橋推崇石濤，他向石濤學習，也“撇一半，學一半未嘗全學”。石濤對“揚州八怪”藝術(shù)風格的形成有重要影響。他提出“師造化”、“用我法”，反對“泥古不化”，要求畫家到大自然中去吸收創(chuàng)作素材，強調(diào)作品要有強烈的個性。他認為“古人須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人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腸。我自發(fā)我之肺腑，揭我之須眉”。石濤的繪畫思想，為“揚州八怪”的出現(xiàn)，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并為“揚州八怪”在實踐中加以運用?！皳P州八怪”從大自然中去發(fā)掘靈感，從生活中去尋找題材，下筆自成一家，不愿與人相同，在當時是使人耳目一新的。人們常常把自己少見的東西，視為怪異，因而對“八怪”那種抒發(fā)自己心靈、縱橫馳騁的作品，感到新奇，稱之為怪。也有一些習慣于傳統(tǒng)的畫家，認為“八怪”的畫超出了法度，就對八怪加以貶抑，說他們是偏師，屬于旁門左道，說他們“示嶄新于一時，只盛行于百里”。贊賞者則夸他們的作品用筆奔放，揮灑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縛，打破當時僵化局面，給中國繪畫帶來新的生機，影響和哺孕了后來像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徐悲鴻等藝術(shù)大師。

特立高標的品行
他們對當時盛行于官場的卑污、奸惡、趨炎附勢、奉承等作風深惡痛絕。八人中除鄭板橋、李方膺做過小小的知縣外，其他人均一生以“魯連”、“介之推”為楷模，至死不愿做官。就是做過官的鄭板橋也與常官不同。他到山東上任時，首先在舊官衙墻壁上挖了百十個孔，通到街上，說是“出前官惡俗氣”，表示要為官清廉。 “揚州八怪”一生的志趣大都融匯在詩文書畫之中，絕不粉飾太平。他們用詩畫反映民間疾苦、發(fā)泄內(nèi)心的積憤和苦悶、表達自己對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向往。鄭板橋的《悍類》、《撫孤行》、《逃荒行》就是如此。 “八怪”最喜歡畫梅、竹、石、蘭。他們以梅的高傲、石的堅冷、竹的清高、蘭的幽香表達自己的志趣。其中羅聘還愛畫鬼，他筆下的鬼形形色色，并解釋說“凡有人處皆有鬼”，鬼的特點是“遇富貴者，則循墻蛇行，遇貧賤者，則拊膺躡足，揶揄百端”。這哪是在畫鬼，分明是通過鬼態(tài)撕下了披在那些趨炎附勢、欺壓貧民的貪官污吏身上的人皮，還了他們的本來面目。 在封建制度極端殘酷又大興文字獄的時代，他們卻敢于與眾不同，標新立異，無怪乎當時一督撫搖頭直稱“怪哉、怪哉”。 鄧拓在詠清代著名畫家鄭板橋時曾寫道“歌吹揚州惹怪名，蘭香竹影伴書聲”，可以算作對他們“怪”之特點的總結(ji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