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奧斯曼帝國，曾經(jīng)擁有著一支非常強悍的職業(yè)化軍隊，他們被懲治為耶尼切里，也可以成為新軍。在征服了神圣羅馬帝國之后又遠征貝爾格萊德，之后還擊敗了埃及的馬穆魯克，在攻打羅德島的戰(zhàn)役中還有過卓越的表現(xiàn)。然而到了后來，這只強大的君度卻成為了整個國家巨大的負擔和阻力。在一心主張變革的君主馬哈茂德二世的推動下，這些國家公敵最后遭到消滅和廢除，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1.腐化的過程

16世紀的奧斯曼帝國對德米舍梅制度的廢除，導致了奧斯曼新軍中大量的混入了地痞流氓、毫不善戰(zhàn)的流民。為了討好并留住老兵，蘇丹公開宣布老兵們可以在服役期內(nèi)結婚，他們的子女可以優(yōu)先加入軍隊。這在軍營中引發(fā)了軒然大波的同時，也導致了當年嚴格紀律的名存實亡。因為當初新軍的嚴厲操練和說一不二，就是依靠嚴厲的軍紀來維系的。對全社會階層的開放，和對結婚禁令的開放，導致了軍營的日常訓練完全荒廢，新軍成為了吃空餉的代名詞。之前人數(shù)不超過2萬人的新軍，在17世紀初年通過裙帶關系，兵源迅速膨脹。導致了國家巨大的財政負擔。但是真的要上戰(zhàn)場了，這些人又出錢雇人代自己出戰(zhàn)，成為了國家的巨大累贅。

如果說單純的吃空餉也罷，新軍到了后來，成為了一個惡劣的蛀蟲階層，他們開始抗拒一切有損于自己階層的變革，哪怕他們知道改革有利于國家利益。這個龐大的群體先后11次參與了蘇丹的廢立陰謀，1622年的政變開啟了新軍罷黜蘇丹的惡劣先例;隨后奧斯曼新軍逐漸成為了蘇丹的達摩克里斯之劍，蘇丹完全無法駕馭這支脫胎于基督徒奴隸、完全服從主人的軍隊，每當?shù)蹏兄卮蟮膽?zhàn)爭失敗，這些人就會發(fā)動政變，監(jiān)督蘇丹和將領們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但是當蘇丹有強國強軍的打算，準備用新式部隊抗擊外敵時，他們也會認為自己的地位受到染指，所以也會發(fā)動政變，阻礙改革和變法。

2.新舊的沖突

這一情況一直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到了塞里姆三世時代，受到啟蒙思想和法國大革命影響的奧斯曼經(jīng)營逐步推動名為新秩序的改革。這其中就建立了一支名為新秩序的新式軍隊。如果沒有新的軍隊作為后盾，所有的改革都是沒有保證的。大規(guī)模的軍事改革計劃，在古老帝國中引發(fā)了不同的反響。

類似于戊戌變法和洋務運動時代的思想矛盾，保守派想回歸古老的奧斯曼軍事傳統(tǒng)，重現(xiàn)祖先榮耀;中間派認為應當學習西歐的軍事方法，但堅持奧斯曼的思想和文化，其實還是會被帶回傳統(tǒng)路線;而激進派則認為舊軍隊和訓練體系已經(jīng)沒有價值，他們要求蘇丹按照西歐模式訓練一支新軍。塞里姆三世很明顯傾向于最后一種，他羨慕彼得大帝的成功先例：用一支西方方法訓練的新軍隊，推動自己的變革。

在對俄戰(zhàn)爭期間，大維齊爾優(yōu)素福帕夏抓了一位名叫奧馬爾阿迦的戰(zhàn)俘，他是投靠俄羅斯的土耳其人，但他確實體驗過西方式的軍事體系。作為實驗田，優(yōu)素福帕夏讓奧馬爾成立了一支主要由外國歸順者組成的小型部隊，用歐洲方式進行武裝和操練。奧馬爾曾經(jīng)在伊斯坦布爾郊外為塞利姆蘇丹展示過新式軍隊的火力，結果令蘇丹非常滿意。最后這支軍隊主要從外國戰(zhàn)俘中招募兵員，成員中只有一小部分窮困潦倒的土耳其穆斯林——這些人對采用“異教徒”的訓練方法和武器十分猶豫。蘇丹考慮把這些方法推廣到近衛(wèi)軍之中，結果直接導致了一場兵變，迫使蘇丹放棄了自己的想法。

1796年，奧貝爾—迪巴耶將軍作為法蘭西共和國的大使來到了伊斯坦布爾。他重獲法國大使館的全部使用權，還重新取得了法國先前擁有的各種權利和特權。作為禮物，他給蘇丹帶來了現(xiàn)代化的火炮和炮彈。有了這些樣品，他讓法國的工程師和炮手對土耳其人加以指導。在他們的努力下，土耳其人的火炮鑄造和使用水平有了進步。他還從法國的步兵團、騎兵團中挑選了一些教官，給新軍和傳統(tǒng)的封建西帕希騎兵傳授技術。一小隊騎兵按照歐洲的方式進行了裝備和訓練。但是，新軍依然固執(zhí)地拒絕使用西歐步兵的武器，也不愿意學習他們的操練方法。于是，法國大使帶來的教官們就只好去訓練奧馬爾的那支小部隊。在大使1797年去世、許多教官離開奧斯曼帝國之后，這支部隊僅僅擴大到600人而已。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新軍也遇到果決而大規(guī)模的裁員：匈牙利裔的法國男爵托特男爵被帝國請來改革軍事，整頓武備，6萬新軍中經(jīng)過淘汰和訓練，被砍到了3萬人的規(guī)模，昔日嚴格的軍事訓練制度被恢復，軍餉也直接與考核成績掛鉤。這無疑引發(fā)了冗兵們的反對和抗拒。最后塞里姆三世整頓和武裝的一支歐式新軍，讓兵老爺們徹底意識到了危險的來臨：這支新式軍隊的存在和外國人的改革，如同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一般，引發(fā)了包括守舊勢力、宗教學生、經(jīng)院神學家在內(nèi)人士的反對。

3.政變風波

1807年，以舊式軍人殺害一名歐式軍隊軍官為導火索，新軍戰(zhàn)士們伙同宗教人士逼宮，他們把營地里的銅釜翻過來，意思是他們不再接受蘇丹分發(fā)的食物，這就是造反的意思。這些人在宗教人士的支持下，迫使塞里姆三世解散歐式軍隊，最后塞里姆三世慘遭廢除，他的兄弟穆斯塔法四世在守舊派的擁護下上臺。

面對遭遇政變的結局，塞里姆三世苦笑著祝愿穆斯塔法四世的統(tǒng)治比自己順利，然后準備服毒自盡，但是穆斯塔法依舊打翻了他的毒酒杯，表示自己會保全他的人身安全。但是不久他就自我打臉，推翻了這一許諾。

當時正在領兵與俄羅斯作戰(zhàn)的改革派成員、塞里姆三世的親信穆斯塔法帕夏聽聞政變的情況之后，假借向新君效忠的名義返回伊斯坦布爾，帶著他的波斯尼亞和阿爾巴尼亞裔軍人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攻入皇宮，自知大勢已去的穆斯塔法四世為了斷絕勤王者的希望，于是對兄弟痛下殺手，派出新軍去刺殺塞里姆三世;經(jīng)過了一番搏斗之后，塞里姆三世不幸遇難，新軍將尸體拋出宮門，暗示勤王軍你們的領袖已經(jīng)不在了;但是皇室的另一位繼承人馬哈茂德卻得以逃出托帕卡普皇宮并幸存下來;他在逃離皇宮之后，在勤王軍的擁護下，他以帝國唯一繼承人的身份成為了馬哈茂德二世。

馬哈茂德深受塞里姆的照顧，對于變法堅定不移，但是鑒于前任蘇丹的下場和激進政策的阻力，對于這些曾經(jīng)險些將自己置于死地的新軍，他在內(nèi)憂外患中隱忍了20年，雖然他也想過和平瓦解新軍，對后者采取一半贖買收為己用、一半解散為民的手段，但是新軍軍營已經(jīng)排外到了改革官吏無法深入的地步。而且此時的新軍因為不設門檻，很多希臘人甚至都混入新軍，他們乃至于公開反對鎮(zhèn)壓希臘獨立戰(zhàn)爭，不愿意和同胞作對。這已經(jīng)到了非?；闹嚨牡夭搅?。

最后蘇丹馬哈茂德二世的親信、曾經(jīng)的新軍將領之一、卡拉帕夏建議一次性解決這些人，永絕后患。等到羽翼豐滿之后，蘇丹和大維齊爾計劃慢慢地逼反后者，但是不是立即行動，而是讓對手有所遲疑。

大維齊爾的做法是提出讓新軍難以接受的條件激怒后者：穆斯林應當忠于真正的信仰、苦練戰(zhàn)爭的技藝;但是大維齊爾列出了自1683年維也納之戰(zhàn)以來新軍的多次重大失敗，而且對于一旦戰(zhàn)敗就發(fā)動兵變的行為非常不滿;此外在信仰上，這些人信奉的是具有原始社會主義的貝克塔石派苦行僧。這些人認為基督教和猶太教都不算異教，甚至默許猶太人和基督徒在私下保持自己的信仰。大維齊爾認為蘇菲派才是正道，新軍已經(jīng)偏離了正道。所以大維齊爾命令首席書記官帶著自己的指令：恢復正道信仰、嚴格操練軍事、接受新式軍服的命令前往新軍營地公開宣讀，否則裁減新軍的軍餉。為了掩蓋自己的真實意圖，他又暗示只要接受新式訓練，軍餉、退休金和傷殘撫恤都是可以保留的。

書吏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宣讀命令，新軍的領袖們也表面上表示了認同，但是他們內(nèi)心里很快察覺到了不詳。隨著新式軍隊的人數(shù)日益增多，新軍的阿迦們公開表示自己不愿意接受西歐異教徒的訓練，只想用傳統(tǒng)的方式練習射擊，有的人甚至毫不掩飾地表示自己要發(fā)動兵變，和敢于動自己利益的人為敵。在探子們將新軍計劃叛亂的情報傳回宮廷之后，蘇丹看到了想要的效果，忠于皇室的帕夏們和軍隊正式被發(fā)動了起來。

在大維齊爾的詔令發(fā)布一個月后，新軍正式開始兵變。他們一邊宣布大維齊爾的虛假死訊，一邊席卷或者劫掠街市，并懲處大維齊爾親信和改革派的住宅，并威脅劫掠全城，要求商戶和居民不要出門干預他們。他們的計劃是聯(lián)合宗教人士，抓住大維齊爾和改革派，最后威逼蘇丹讓步乃至退位。

但是這一次，蘇丹和大維齊爾提前爭取到了宗教界的支持，今非昔比，蘇丹解釋道，自己的新式軍隊是為了恢復奧斯曼帝國的榮光，而不會交給基督徒和西方人指揮，只有奧斯曼人指揮。這一承諾消除了宗教界人士的芥蒂，也體現(xiàn)了馬哈茂德二世的謹慎和精明。

此外，支持皇室的帕夏們一邊故意放出信息，讓新軍頭目們派人登門去找他們，但實際上紛紛前往皇宮，并全力集結忠于皇室的力量。為叛亂尋求支持，一邊秘密集結軍事學院的學生和宗教學校學生、新式陸軍、炮兵和一部分海軍等忠于皇室的力量，事實證明蘇丹提前加強炮兵的決策是正確的，這非常有利于接下來的激烈巷戰(zhàn)。此外，大維齊爾還故意派出首席書記官去新軍營地，詢問他們的訴求是什么，他們對蘇丹有什么請求。新軍看到這一局面相當開心，因為這一信號無疑是在暗示：蘇丹又一次對自己服軟了。但是恰好相反，這次蘇丹的回復和立場相當強硬，等待新軍的是火炮和各種新式軍隊的武器。在夏宮門口，蘇丹詢問應當如何處置他素來厚待、但是卻屢次叛亂的新軍的時候，面前的學生、神學家和新式軍隊們紛紛表示戰(zhàn)斗到底。于是蘇丹命人取出了象征先知穆罕默德的戰(zhàn)旗，提醒人們自己才是真主在人間的影子;他給神學院師生們以毛瑟槍和軍刀等武器武裝他們。最后蘇丹登上了圣索菲亞大教堂觀戰(zhàn)指揮，等待著新軍的最后覆滅。

當新軍再次打著清君側(cè)的幌子進軍叛亂的時候，他們又準備上演老戲份：先去大競技場，然后殺氣騰騰地向蘇丹宮殿進軍。但是在老市場和前往皇宮的街道上，新式陸軍已經(jīng)布設了天羅地網(wǎng)，在巷戰(zhàn)中用新式火器給叛軍們造成了重大的殺傷。這些烏合之眾雖然在單打獨斗和街頭斗毆中有點身手，但是在經(jīng)歷過歐式訓練和集體作戰(zhàn)的新式軍隊面前幾乎不堪一擊，各自為戰(zhàn)，不經(jīng)一戰(zhàn)就逃回了自己的軍營負隅頑抗。此外，蘇丹命令新式炮兵部隊也開始轟擊新軍的大本營，讓新軍營地變成了一片火海，這一釜底抽薪的舉動，切斷了新軍的最后退路。

經(jīng)過一番激戰(zhàn)，1000名戰(zhàn)敗后躲到軍營里的新軍戰(zhàn)士，和受到炮轟的軍營一起化為火海，服飾被燒得黑一塊紫一塊的新軍，被兩兩一組地捆綁帶到了大競技場下等候發(fā)落。對于那些躲在家里和清真寺里沒有參與叛亂的新軍軍官，蘇丹也派人安撫一番之后，對他們武官轉(zhuǎn)文官、授予榮譽官職、給以退休金或者免職，以絕后患。

在當晚7點，7個叛亂首惡的尸體，被平叛軍掛在了大競技場里的“耶尼切里樹”上----之前新軍就把被他們廢除或者處死的蘇丹掛在那棵樹上，現(xiàn)在天道輪回，相同的懲戒落到了他們的頭上。曾經(jīng)的新軍、蘇丹之子，成為了蘇丹的老子，但最后還是蘇丹所駕馭和清除。

由于還有很多新軍的漏網(wǎng)之魚逃過了追捕，他們混入了平民之中，或者計劃逃亡小亞細亞或者塞爾維亞地區(qū)，在地方上組織叛亂，但是蘇丹已經(jīng)派出了哨兵封鎖所有城門或者要道，抓捕穿著可疑服飾與攜帶武器的人。為了避免極端之徒的魚死網(wǎng)破，所有參與平叛的帕夏們都暫時住在清真寺里，躲避可能隨之而來的暗殺和縱火，因為新軍之中有專門的滅火隊，為伊斯坦布爾提供滅火服務。在當天的首都激戰(zhàn)中，共有4000多名新軍殞命。

4.新軍的終結

在平叛的第二天，卡拉帕夏親自審問首惡，并目睹了200多人被用弓弦勒死。在圣索菲亞午間祈禱的馬哈茂德二世聽聞消息之后非常欣慰，立即下令永久性的廢除了作為叛亂源頭的新軍，當時幾乎所有的社會階層都認同廢除新軍，后者雖然戰(zhàn)功赫赫，但是在以下犯上、廢立蘇丹上太不得人心。1826年6-7月，韃靼輕騎兵帶著大維齊爾的命令傳令全國各省份：收繳新軍的大銅釜。銅釜是新軍平時用來烹調(diào)軍糧的炊具，也是士兵們袍澤之誼的象征。一旦要兵變，他們就會將銅釜倒扣表示造反。現(xiàn)在國家要求集體收繳銅釜，意味著國家將不再供養(yǎng)新軍，取而代之的是蘇丹新組建、并將推廣到全國的歐式軍隊。

在徹底平定了所有的造反風險之后，蘇丹才褪下了穿著多日、精神筆挺的西式軍裝，并將象征先知穆罕默德的軍旗歸還給托普卡帕皇宮的密室。隨后在地方上，除了埃迪爾內(nèi)、維丁、伊茲密爾等地的新軍抵抗了一番之外，駐扎在行省的新軍大都服從號令，交出武器，解散了編制，不大比例的新軍的被處死或者被擊敗。對于絕大多數(shù)人由于世代相傳和軍事訓練的廢弛，一些新軍已經(jīng)變成了吃空餉、徒有其名的手藝人。比如在清點編制的時候，人們意外地發(fā)現(xiàn)在大馬士革，有一個150歲的新軍老戰(zhàn)士，他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時期加入軍隊，在退役之后保留了新軍的頭銜，以制作手杖為生，并給每一個新到大馬士革的貝伊和帕夏制作一支手杖表示敬意。他清楚地記得從自己的年代到1826年間所有的歷史大事，但是等接到新軍被廢除的消息之后，這個老者沒過多久就失憶了，這無疑預示著新軍已經(jīng)成為了歷史的回憶。

蘇丹將慶祝平叛勝利的“神圣勝利”清真寺建立在炮兵營地旁邊，他也徹底從托普卡帕老皇宮里搬了出來，住進了融合西歐風格的新皇宮里，而老皇宮徹底成為了前任蘇丹嬪妃和失寵女眷的幽靜之地。一切都預示著蘇丹在逐步與舊傳統(tǒng)劃清界限。

隨著新軍的集體性解散，奧斯曼帝國急需補充新軍隊填充空缺，鞏固國防;而為新軍提供精神指導的貝克塔石派苦行僧則被封禁為非法組織，遭到嚴打;但是在小亞細亞的山區(qū)，他們?nèi)缤罨话阈掖娴搅?0世紀，直到阿塔圖爾克進行改革的時代才受到重創(chuàng)。在保守主義抬頭的今天，又有一些人時不時跳出來招魂、刷存在感。

5.總結

奧斯曼蘇丹一代接著一代的變革決心和意志令人欽佩，在受到新軍的政變威脅下，依舊下定決心為了強國而打擊既得利益者，其決心和勇氣令人贊嘆，具有祖先們初步建國時的遺風。而且這次政變的時間是1826年，正好在希臘獨立戰(zhàn)爭的尾聲、以及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正在增強埃及的獨立性，正準備與宗主國兵戎相見。所以這一次變革其實是在內(nèi)憂外患的情況下展開的。但是在具體的行動過程中，馬哈茂德靈活的發(fā)揮蘇丹的宗教號召力，調(diào)和改革派和傳統(tǒng)宗教勢力的矛盾，最后清除了幾乎人人喊打、成為國家變革阻力的新軍，整個過程一步到位，毫不拖泥帶水;可見成功地變革，不僅需要個人的決心，也需要把握好恰當?shù)臅r機。雖然1年后，奧斯曼海軍在納瓦里諾海戰(zhàn)中敗于歐洲干預勢力，但是掃清了國內(nèi)的變革障礙，依舊是功不可沒，有利于國家的長期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