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個皇帝，除了自身的宏圖偉業(yè)雄才大略之外，還必須要懂得用人之道，把合適的人才放到合適的地方上去，同時，對于那些心直口快的臣子提出來的自己的缺點，也要能夠接受改正，畢竟都是要為了這個國家。在這些方面，漢武帝可以說做得非常好，也無怪對他有所批評的司馬遷唯獨在這個方對他大為贊揚。那么，漢武帝在用人方面到底有什么方法呢?

褒貶不一的漢武帝

讀《史記·孝武本紀(jì)》，會對漢武帝劉徹的一生充滿疑惑，通篇記述的都是他巡游封禪敬鬼神的故事，似乎沒干什么正事。這大抵是因為司馬遷因李陵投降匈奴為其分辯而被武帝施以宮刑一事之故，而有意把其文治武功忽略或散見于其他臣子列傳中。不過，歷史上對漢武帝劉徹的評價，也往往褒貶不一。

比如東漢史學(xué)家班固，在敘述一番漢武帝的事跡后說：“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意謂《詩經(jīng)》《尚書》上所稱道的古代賢王也不過如此，可以說是極言武帝的文治武功。這一類評價，往往著眼于他征戰(zhàn)四方、開疆拓土、遠(yuǎn)揚國威，以及其他功業(yè)。

然而，千年后的司馬光在列敘“班固贊曰”后，即來了一段“臣光曰”，則多有貶抑：“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nèi)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憋@然，司馬光對秦始皇的評價比較負(fù)面，而在他眼里漢武帝和秦始皇沒什么兩樣。這一類評價，往往著眼于他窮兵黷武，“內(nèi)窮侈靡，外攘夷狄”，結(jié)果就是“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但在用人上，積極正面的評價居多，司馬光與班固兩人意見亦相類。司馬光在記敘漢武帝逝后寫道：“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可謂蓋棺定論。班固則早就稱贊：“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jīng)》，遂疇咨海內(nèi)，舉其俊茂，與之立功?！?/p>

當(dāng)然，在司馬光看來，天下的人才是不缺的，關(guān)鍵在你想干什么，就會有什么樣的人才為你所用。他這樣寫道：“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辟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后息民重農(nóng)，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yīng)之，誠使武帝兼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隱含的意思是，治國大略決定了用人謀略，要是把治國大略重心放在造福百姓上會更好，就能復(fù)興商周時期的太平盛世，而相應(yīng)的輔佐人才也會輩出。

漢武帝的治國思路轉(zhuǎn)變固是事實，而武將文臣為之用亦是事實，但前提仍然是漢武帝善于任用賢能。倘若不善用人，則空有雄略而不能盡展。再好的江山，也會如秦二世胡亥般三年玩完，不會延運日久。

廣納賢才

事實上，漢武帝是以延攬人才來開局的。公元前141年正月，劉徹16歲即帝位。第二年冬季十月，即下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自出題“問以古今治道”。事實上，在今天看來，這是在同一年，因為古代紀(jì)年都是從冬季開始的。也正是在武帝任上，于公元前104年夏季五月改正朔，他命公孫卿、司馬遷等擬定漢朝《太初歷》，以正月為一年開始，延續(xù)至今。

以廣納賢才來開治理之新局，是為雄主治國理政的大氣象。

當(dāng)時有一百多人參加考試，其中廣川人董仲舒寫了一篇很長的答卷，漢武帝很贊賞，當(dāng)時即任命他做江都國的相。其中關(guān)于用人之道，也有一番論述，對漢武帝當(dāng)有潛在影響。

董仲舒在策論中針砭時弊：“夫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遂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官吏大多是官二代、富二代，這哪能選出賢能之士?同時還憑資歷就能得富貴、升官職，這樣的用人思路顯然會堵塞賢路。

董仲舒建議：讓列侯、郡守、二千石官秩的官員，各自從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選擇賢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選送二人，而且能夠“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把舉薦賢能作為對官員考察的重要依據(jù)，這實際上是一個制度化的舉薦賢才措施。賢才舉薦來了怎么辦?“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意謂不重資歷，而重實際能力，根據(jù)才能大小、品行高低來任用。這樣的用人思路，在當(dāng)時可謂超前，即便在今天也很有價值。

事實上，漢武帝即位開始，還在全國選拔“文學(xué)材智之士”，予以破格重用。當(dāng)時，便有很多人上書議論國家政事得失，自我標(biāo)榜自我推薦的人數(shù)以千計，漢武帝從中選拔杰出的人才給以寵信重用。比如有朱買臣、司馬相如、東方朔等，他們成了武帝的左右親信，漢武帝經(jīng)常讓他們與朝廷大臣辯論國政得失，大臣多次被駁得無法對答。當(dāng)然，這些人才帶有娛樂性質(zhì)，漢武帝也未必真的重視，“上以俳優(yōu)畜之，雖數(shù)賞賜，終不任以事也”。這表明，漢武帝心里對人才的斤兩還是很清楚。東方朔倒是經(jīng)常利用時機直言進(jìn)諫，對朝政發(fā)揮了一定的補益作用。

認(rèn)可汲黯

除了董仲舒外，汲黯的任用也體現(xiàn)了漢武帝的賢明。公元前135年，漢武帝提拔任用東海太守汲黯擔(dān)任主爵都尉，地位與九卿相同。此前，汲黯在東海注重?fù)褓t能再放手任用，他本人只布置和檢查主要政務(wù)，不苛求細(xì)枝末節(jié)。他曾生病在家一年多，但東?？s治理得很好，百姓交口稱贊他。漢武帝聽到了，便起用汲黯。此前，河內(nèi)郡失火燒毀了一千多家民房，漢武帝便讓他去視察，結(jié)果汲黯假托天子命令擅自行事，命令官員發(fā)放官倉積糧以救濟貧民，返回后即請罪。但漢武帝很賞識他，便赦免了他的罪名。

任用汲黯，漢武帝注重的是人才的賢名，屬于“國人皆曰賢”一類，同時還注重人才的忠誠與膽略，親自考察。這樣用人，大抵不會有失。不過，汲黯并非完人。史稱汲黯為人性情倨傲，當(dāng)面批評人，不能容忍別人的過失。有一次他犯顏直上，讓漢武帝下不來臺。但漢武帝最終能容，確是雄主心胸，凡事皆以國事為重，不以私憤而取舍。

當(dāng)時，漢武帝正招選文學(xué)之士和儒家學(xué)者，說我想要怎樣怎樣。汲黯應(yīng)聲回答說：“陛下內(nèi)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意謂心藏很多欲望而表面裝仁義，很難達(dá)到唐堯虞舜那樣天下大治的局面。這簡直就是不給人留一點顏面，漢武帝沉默不語，接著勃然大怒，然后臉色難看地結(jié)束朝會。退回內(nèi)宮，還對左右侍從說：汲黯的質(zhì)樸忠直也太過分了!然而漢武帝終究未對汲黯有什么懲處。

當(dāng)時，群臣中就有人批評汲黯，汲黯說：天子設(shè)立公卿等負(fù)有輔佐匡正之責(zé)的大臣，難道是讓他們阿諛奉承，使君主陷入不仁不義的境地嗎?況且我既然已經(jīng)在公卿的位置上，如果只想顧全自身性命，那就會使朝廷蒙受恥辱，那怎么得了!汲黯的確是忠貞為國之士，忠言逆耳，古今有多少人聽得煩心，必欲不聽而后快，唯雄才大略者有這樣的心胸肚量，容得下忠良之言，其雖一時震怒，卻終不會加諸半點問責(zé)。

事實上，漢武帝對汲黯常常是關(guān)愛有加。汲黯身體多病，在三個月的病假期限快到時，漢武帝多次特許延長他的病假時間。后來病重時，莊助替他請假，漢武帝便問莊助汲黯的為人。莊助說：讓他任職當(dāng)官，沒有什么超越常人的才能。但要說到讓他輔佐年幼的君主，他會堅定不移地維護(hù)祖先基業(yè)，有人以利祿引誘他，他不會前去投靠，君主嚴(yán)辭苛責(zé)地驅(qū)趕他，他也不會離去，誰也無法改變他的耿耿忠心。漢武帝說：“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漢武帝對汲黯的認(rèn)可，亦很中肯。

公元前134年，漢武帝首次命令各郡國各自察舉孝廉一人，史稱這是采納董仲舒的建議而采取的行動。

總體上看，漢武帝初任這幾年，只是重視人才治國的策略，其雄才大略也未盡展。只是歷史的演繹，把時勢放在他眼前，由他作出決斷，漢武帝順勢而為，也就開啟了大漢的強盛時代，而人才也因之輩出。